“我一生有几件引以为幸的事。大学毕业没有跟国民党走，而是来到了当时还是私立的南开大学，要不然也就像许多老同学一样，老死在台湾这个孤岛。牛津大学毕业后没有按预定计划去美国，而是回到了祖国的怀抱。还有，20年的错案没有让我丧失对共产党的信心，并在晚年加入了党组织而了结夙愿，结婚73年耄耋相伴。”
91岁的杨敬年教授精神矍铄、谈兴颇浓。可以说，杨敬年教授的一生是一部厚厚的书，故事多得讲不完。
生于湖南汨罗的杨敬年1924年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。1927年考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三分校步兵科不久，“马日事变”爆发，杨敬年拒绝加入国民党而去当了小学教员。两年后到南京学习测量和无线电，1932年考入中央政治学校大学部行政系，四年后毕业，又考入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。“七七事变”后，杨老随南开大学教师方显廷、张纯明、何廉、李锐等在中国农村建设协会及国民政府各部门工作。1945年，他考取庚款公费留学，在牛津大学“政治学哲学经济学专业”（PPE）研究三年，获哲学博士学位。1948年10月，杨敬年满怀报国之志回到南开大学。天津解放后，杨敬年又曾任南开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，创办财经系，任系主任，同时兼任天津市财经委员会委员。在此期间，与中央财政部合作，为新中国培养了一批财政人才。
杨敬年长期研究政治学、经济学，有大量的著述，如《英国中央政府各部职权的分配》、《科学·技术·经济增长》、《西方发展经济学概论》，并承担国家教委教材《发展经济学概论》、《西方发展经济学文献选读》的编写计划，为中国发展经济学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
从教学岗位上退下来没两年的杨教授，仍以惊人的毅力在工作着。他花了两年时间完成的专著《人性管窥》比较系统地表达了他对人性的看法。杨教授介绍说，他的这本书从“科学”、“人的生物现象”、“人的心理现象”等角度来探讨人性。中国古人在这个问题上的含混，许多是因为没有把“人性是什么”（概念）和“人性怎么样”（判断）分清楚。而马克思认为，人性就是“需要”、“欲望”，罗素则认为人性之善就是欲望的满足。可是罗素又认为，人的贪欲、竞争欲、虚荣心、权力欲又永远得不到满足。杨教授说，人性本身最难克服的是“自制”与“宽容”，人性问题的解决则与经济、政治制度息息相关。
眼下，杨教授正在按时间表翻译亚当·斯密的《国富论》，每天凌晨3点到7点，4个小时，每天四页。早饭后做保健操，白天他再花三四个小时做校对，并为第二天的工作做准备。九百多页的这部巨著目前已译事过半。曾有多种社会职务、学术职务的杨教授日常还有一些社会活动，但他仍满怀信心，日日笔耕。他说：“俗话说，‘行百里者半九十’，我想人生也是一样。如果一个人活一百岁，九十岁才走了一半，还有一半的路要走啊！”
祝晓风 文 侯艺兵 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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